1991年，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东台法院工作，至今已经33年。这些年，我一边办理案件，一边耕读劳作，乡亲们亲切地称呼我为“泥腿法官”“农民法官”。对此有人觉得太土气，我却很自豪，这说明辖区的群众把我当贴心人。我深感在基层法庭工作，必须有“农民心”，才能知“农民愿”，只有真正面向群众、服务群众，才能在乡土大地擦亮公平正义的法治底色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还在上高中，一位亲戚被邻居家的狗咬伤了，而邻居谎称是亲戚打狗在先，虽经村里多次协调，但他仍拒绝赔偿。得知此事后，我主动站出来和亲戚共同写起诉状、一起收集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最后法院判决邻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读大学期间，因学习法律专业，我经常收到亲戚邻居寄来的信件，里边大都是咨询法律相关问题。我发现，农村原来是这么地缺乏法律知识，却又是这么地需要法律知识。“扎根乡村、回报乡里”的种子就这样深埋在了我的心里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了家乡东台，第一站被分配在新街人民法庭，9年后随着法庭撤并到唐洋人民法庭，2019年又到了三仓人民法庭。人民法庭最常遇到的就是家长里短的纠纷，可俗话说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一些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，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却都不服气。有时现场明明调解妥当，其中一方回家后又翻脸不承认。一些村民对法院的诉讼程序和相关规则比较陌生，对被“告上法庭”反应激烈，调解时一言不合甚至还会动手。

在处理这些案件时，我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农村里的案件，大多都是“熟人纠纷”，不少案件都牵扯了数十年甚至上下几代的矛盾。办理案件时，受到传统司法职能定位的影响，我们容易不自觉地将矛盾纠纷内容特定化、法律化，可设身处地考虑一下，如果仅仅依据法律来评价纠纷里面的生活事实，很容易忽视纠纷背后的多重矛盾与情理需求，万一处理不好，容易造成一段“熟人”关系的破裂。这在农村来说，影响巨大。东台是董永故里，孝贤文化远近闻名，村民们与生俱来就对长辈老者充满尊敬，如果在审理一些难以调解、关系复杂的案件时，邀请一些在当地有威望、受大家尊敬的老同志参与调解，是否会有更好的效果呢？

在这样的思路下，我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老百姓的“道德评议”机制。在巡回审理时，邀请一些工作经验丰富、社会声望较高的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教师等组成道德评议小组，先从道德的角度对案件和当事人行为进行评议，再从法律的角度徐徐图之，分析案情，讲透情理法，努力让当事人胜败皆服。这样既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当事双方过往的矛盾，便于寻找更合适的调解角度，也能在解纷的过程中，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普法，加强乡村法治建设。长年累月的巡回审理与道德评议，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社会风气，提高了村民道德水准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。

我曾办理过这样两起案件，一是三仓镇某村村民李某承包了村里的农田，大面积种植西瓜，他与同村的王某签订了运输合同协议，可因为诸多原因，西瓜收购价下降，李某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运输费，被王某告上了法庭。二是某户人家有个砂石场，风大时，水泥灰尘容易被风吹起，影响邻居家的桑田。尽管砂石场的负责人也帮助农户进行了桑叶清理，但依旧无法让对方满意。

这两个案件看似没有关联，可中间的核心“元素”都是辖区内重要的特色农业。三仓法庭下辖三仓、唐洋、新街、许河等7个镇（区），管辖地域面积约640平方公里、人口近30万，农业资源丰富，辖区内有“东台西瓜”“许河冬瓜”“弶港文蛤”等多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。与这些特色农业相衔接的上下游产业都是强村富民的支柱产业，也是容易产生纠纷矛盾的地方。接到第一个案件时恰好是初夏时节，也是西瓜的重要销售期，如果耽误了被告瓜田的采摘和上市，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影响。第二个案件里，蚕的生长需要大量新鲜干净的桑叶，被污染的桑叶会降低蚕的成活率与成茧的质量，可损失轻重只有当地经验丰富的蚕户才能体会。

为了护航辖区特色农业发展，我们搭建了涉农绿色通道，以“不误农时”为准则，对农产品产购销和其他环节中产生的纠纷快立、快审、快结。同时，深入田间地头，了解农户法律需求，通过以案释法、接受法律咨询等形式，对他们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。针对辖区涉农案件频发且具有时效性的特点，与三仓镇、许河镇、沿海经济区等镇区和西瓜协会等行业组织建立诉调对接机制，协力妥善化解重点领域矛盾，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、前端化解、关口把控。相关做法与红色党建引领、金色天平解纷合称为“‘三色’引领·法治‘满仓’”工作品牌，获评“全省法院优秀人民法庭品牌”。

如果说尊重社情民意是在法律框架下对过往延续而来的“熟人社会”关系的思考，谨慎研究涉农合同纠纷与侵权类案件是对特色产业的回应，那加强基层普法工作则关乎乡村法治建设的未来。

每年我们都会对辖区生产生活中最常需要的法律常识进行梳理，对合同与证据意识、维权程序、政法部门职能等村镇居民需要用到的法律常识进行普及；对“你妨碍了我家进出我就推翻你家围墙”的“同态复仇”心理进行规劝；对“危险驾驶罪”“盗窃罪”“聚众赌博罪”“非法捕捞罪”等农村常见的犯罪类型和后果进行阐明。2023年以来，我与同事们累计开展“送法下乡”活动58次，发放各类普法材料2000余册，瓜田、小巷、工厂里都留下我们普法的身影。

每个季度，在中国工农红军盐城东台红军小学——三仓小学，都能听见稚嫩又严肃的声音：“现在开庭！”在这些特殊的“庭审”中，审判长、审判员、公诉人、辩护人、书记员、被告人等角色，均由该校学生担任。有一个模拟案件是真实发生过的“校园欺凌”案，被告人王某虎因被害人陈某喊其绰号而心生不满，双方发生口角，王某虎叫来高年级的康某，二人要求陈某下跪，并殴打陈某致其轻伤，康某还用手机拍摄殴打视频，在QQ空间与学生之间广泛传播，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。

孩子是社会的未来，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是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为此，我们与三仓小学联合创设了“红娃法庭”沉浸式普法项目。每学期根据各年龄段学生的接受程度，研究制定适合本年级的法治课堂清单，提前安排好课程主题、时间、数量，把未成年人校园侵权、寻衅滋事等最实用的6类法治教育搬到课堂。在“模拟法庭”中，孩子们通过角色扮演充分了解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，切身感受法律的神圣和审判活动的威严，也对违法的严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。庭上，我们还会邀请学生家长现场观摩，引导家长重视家教家风，同时坚持做好模拟法庭点评，让孩子们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播下“法治之种”、绽放“未来之花”。

2023年12月，我获评全国法院先进个人。站在领奖台上，我百感交集。这份荣誉是对我和同事们工作的肯定，也让我们更审慎地思考扎根基层、守护法治的意义。我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、在基层人民法庭工作，就像大树扎根土地一样踏实心安，能立足司法审判岗位，为基层的老百姓做点什么，是我内心最深切的满足。未来，我会继续坚守在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，让公平正义、法治梦想在乡土大地开花结果。